河南讯（毛世勤 张继峰 报道）从过去的村集体资产底数不清，信访矛盾易发多发，到如今的集体资产盘活壮大，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大事小情就地解决。这是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江左镇五里头村在“三清两建”（清资产、清“村霸”、清矛盾，建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强村民自治组织）工作中发生的变化。
截至目前，洛阳市3200个村（社区）在“三清两建”工作中共清收村集体资金6.8亿元、固定资产34.6亿元、各类用地143.9万亩，化解矛盾纠纷6.4万起，建成各类村经济组织1.1万个、村自治组织2.8万个，全市村级组织年集体经济收入均超10万元，村级党组织引领农村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乡村振兴根基得以夯实。
建机制 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子”
脱贫攻坚之后，如何巩固拓展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洛阳市在实践探索中找到了实在管用的具体抓手，把党心、民心凝聚在一起，让脱贫后的村民走上更坚实的振兴之路。
自2021年开始，洛阳市委决定开展“三清两建”乡村治理专项行动，市委政法委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成立工作专班，明确责任领导，多措并举、压茬推进，推动全市上下持续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市委开展‘三清两建’专项行动首先要解决的是因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而引发的问题和矛盾。”洛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骁介绍说，一些村发展思路不清、矛盾问题多发，都与集体资产权属不清有关，抓住清资产这条主线，通过清资产，理顺村集体资产的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通过清“村霸”，打通治理“堵点”，畅通乡村治理体系；通过清矛盾，实现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共同发展；通过建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实现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共享集体收益；通过建强群众自治组织，健全基层治理体系，实现基层民主自治，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效能。
“咱这红薯在外面都成‘金红薯’了！我种植的60多亩红薯这两年十分畅销，日子越过越红火。”伊川县鸣皋镇杨海山村村民杨建伟很是兴奋。村党支部书记杨红杰介绍说，为便于管理，使土地实现效益最大化，村里成立了集体经济合作社，村党支部在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好团结群众增收致富的作用，将过去农户分散种植土地，逐步规划成统一大面积轮作模式，帮助农户稳步增收。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全市还有很多。”洛阳市“三清两建”工作专班有关负责人说。
深治理 找准破解难题“金钥匙”
“太平村不太平”，这一度是新安县正村镇太平村群众的口头禅。如今，村民逢人就说：“太平村就是名不虚传的幸福村。”
走进太平村，映入眼帘的是平坦整洁的道路，文化广场内的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村民们在这里拉家常、话农活，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处处呈现出一派美丽和谐的景象。
在“三清两建”专项行动中，驻太平村工作队现场指导，帮助村里摸清集体“三资”底数，无条件收回被侵占集体资产资源，依法废止或规范各类合同，配合公安机关重拳打击干扰侵蚀基层政权、欺压群众的“村霸”，协调“四官”（法官、检察官、警官、司法行政服务官）进村服务，促进矛盾纠纷依法化解。
“村里用清收回来的集体土地吸引乡贤返乡创业，发展仓储项目，村集体经济有了‘硬支撑’，大家的钱袋子也更充实了，村民们的心气顺了，干劲更足了。”村党支部书记韩卫东乐呵呵地说，村里在修建游园时，村民自发捐赠砖瓦、木料、绿植、石磨等，党员干部到河边捡来鹅卵石，形成了“村党支部+群众主动参与”的乡村自治工作模式。
目前，“三清两建”工作在洛阳市已经常态化开展，越来越多的村庄实现了美丽蝶变，一幅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壮丽画卷正在河洛大地徐徐铺展。
强组织 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底”
“‘三清’是手段，重在治标，‘两建’是目的，重在治本。我们在工作中秉持标本兼治、清建并举、一体推进。”如今，这已成为洛阳市各级领导干部的共识。
“组织坚强有力了，群众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乡村振兴就有了活力。现在，乡贤返乡创业再也没有顾虑了。”栾川县秋扒乡雁坎村党支部书记郑金生感慨道，建强村民自治组织，可以有效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建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可以有效解决农村的经济问题，建强村级党组织，可以统筹好各种乡村治理资源和力量，形成乡村治理合力。
洛阳市着力建强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以村民组或行政村为单位的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有效发挥其在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等方面的作用，为乡村发展打下坚实经济基础，探索在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中设立党支部、在专业合作社中设立党小组，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农村经济组织的领导，盘活用好农村现有资源，充分发挥集体资产效益。
同时，注重发挥党员在村民自治组织中的作用，做到群众利益延伸到哪里，自治组织就覆盖到哪里，党员就出现在哪里，建强党支部领导下的以自然村或村民组为单位的村民理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村民自治组织，用好“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坚持民事民议、民事民管，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效能。
如今，洛阳市农村“沉睡”的资源被激活，村集体和村民增收的渠道多了起来，群众参与乡村治理、乡村发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乡村振兴的基础更加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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